施惠新, 号博文堂主人，1961年1月出生于江苏海门，1981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曾任中学教师，现供职于启东市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国家二级美术师职称，启东市书协主席，启东书法院院长，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
1975年起自学书法，有书论、文博文章刊于《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之友》、《荣宝斋》、《中国收藏》、《解放日报》等。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二届行草展览”、“全国首届手卷书法展览（特邀）”“中国江苏省-------日本福冈县第一回书法交流展览 ”、“全国第二届职工书法美术作品展览、“林散之书法奖 南京传媒三年展”、“全国千名书家写经大展”等大型书展，刊于《中国书法》等刊物。2011年4月《书法导报》刊出专版介绍其作品。
曾主持“启吾东疆第一回\第二回书画名家邀请展”、“启东市首届书画收藏精品展览”等重大展事，创办有博文堂邮购书店。
我的学艺经历
施惠新
1961年1月底，我出生在海门六匡乡下张姓农家,排行第七，原名张正明，因家贫兄弟姐妹多,父母难于养活,一周岁左右我就被送到启东永阳冬藏村一施姓人家,这样我就成了启东人。直到现在我还常常玩笑似地埋怨亲生父母,反正送人为什么不送好一点的,比如城里人家，却送给了父母均目不识丁的贫困农家?
生活在目不识丁的贫困农家显然对我的成长不利。当年父亲是个壮劳力，但母亲却常年有病经常卧床，日常生活的窘困拮据可想而知。父母的心愿就是尽量攒钱翻修一下狭小简陋的每逢雨天四处漏雨的房屋，为此，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自留地上好不容易长出两个菜瓜他们都不舍得让我吃，也要捧到集市上去卖了，由于钱少，你哪怕偷拿几毛钱，他们也立马知道，重重的一个耳光打得你几天听不见声音，还敢拿？最惨的是，每年清明节学校组织我们到县城烈士堂扫墓，顺便春游，父母竟然一分钱都不给，一方面为即将去县城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另一方面却为中午的饭钱烦恼，比我大九岁的舅舅每每可怜我给我三、四毛钱，才使我可以同其他同学一起在饭店吃个中饭。在我跃跃欲试写毛笔字的时候，我没有得到父母十分的赞赏甚或支持。纸的问题似乎还好解决，宣纸闻所未闻，旧报纸也很难弄到，除了自己找来些废旧课本外，我找了块大玻璃，写了洗洗了写（其实玻璃太滑，练不出什么笔力的）。毛笔墨汁呢，我曾经试着用羊毛扎毛笔，但技术太差没成功，看来只有自己去捞鱼摸虾再到集市上去卖，换来笔墨了。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想买一支狼毫，没钱只好自己去挣。好不容易下河摸到了一串螃蟹，兴冲冲地赶到镇上，摆在集市上出售，哪知半天无人问津，快傍晚时，小舅舅从附近公社厂里下班经过，见我这么晚了还守着这串螃蟹，便掏出5毛钱（市值就这价）说这螃蟹我要了，你快回家。
农闲时、下雨天还好，你写字没人罗嗦，父母知道这是正道是好事，喜滋滋地看着你。但一旦农忙，劳累的父亲见我忙里偷闲“不务正业”在胡涂乱写，气就不打一处来，白眼不说，一个巴掌揎来，幸亏我躲闪及时，也或许父亲并不真要打我，没打着人，却把墨汁瓶揎到了墙上，至今老宅的墙上还留有大大的一片墨汁影，父亲说我们不是念书人家，种田是我们家的祖业，成天捧着书与毛笔墨汁为伍有什么用？当得了饭吃（后来读《齐白石自叙》，见齐的祖母也说：“哪见文章锅里煮”？）？ 好在我与书法好象天生地有缘分，父母的不理解，别人的冷嘲热讽都没有起作用，以后的几十年，不管境遇如何，我都一往情深地热爱书法，这使我想起了吴冠中的一句话：“对美术的兴趣要象开水浇在青草上，青草依然不死依然生长一样，浇不灭踩不死，才能学好美术。”
我是怎么爱上书法的呢，仔细想来，当与文革时期在上海交大的一次见闻有关。1969年秋天，我随母亲去上海徐家汇交大舅舅家玩，在沪一周，将交大的每个角落玩个遍。那时节，“山深林密老虎多”（张春桥语）的交大已经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批斗党内走资派、揪出一切害人虫”的口号甚嚣尘上，诺大的交大几乎被大字报覆盖个遍。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大字报的内容不甚了了，但每张大字报上的毛笔字似乎都很出色，有的几乎称得上美仑美涣，让我这个乡下小孩惊诧不已，到底是名牌大学的老师，这些字写得竟然那么好！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被书法所震撼！
另外，我之爱好书法可能也与小学语文老师李万生有些关系，当年他教我的时候，就很重视钢笔字，说钢笔字是人的第二张脸，每天起码要练500个字，并将写得好的字张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的字写得有些意思，自然常受老师表扬，这样我对书法就有了点朦胧的爱好。初二暑假时到姑妈家玩，见东宅上有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在用小楷抄写中药医案，老辣的笔墨、幽幽的墨香一下子激起了我对毛笔书法的兴趣，第二天就去镇上买回了毛笔开始胡涂乱写起来。刺激我发奋练习书法的，还有一件事：因祖辈的恩怨，施家与本村的表亲黄家水火不容，得势的黄家在文革中对施家大举报复，不但将我当过村长的祖父揪出来狠批猛斗（后来才知道，土改时死板的祖父固执地按照所谓的政策将黄家划成了中农，就此种下恩怨），而且在我即将进入高中学习时竟然指使他人在大队部和永阳中学的墙上张贴大字报，诬陷我曾经在7岁时写过反标，还偷过生产队河里的鱼等等，意欲让我上不了高中 ，看着大字报上如狗爬样的字，我暗下决心把字写好，下回我也贴你一张大字报，咱们比试比试 。从1974年至1977年期间（我正上高中），我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化在涂涂抹抹上。
其实当时完全是瞎写、瞎涂，由于缺乏高水准老师的指导，我根本不知道学习书法须对照古人经典认真临摩，当然也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字帖，三、四年间勤学苦练，基本上是白学了。
1977年夏我高中毕业。毕业了做什么？回家种田呗！当年农村青年的出路十分狭窄，当兵是一条路（我想有些书呆子气的、有些梗直、任性的我恐怕在军营也难有出头之日），进社办厂也是一条路，但没有任何背景的我一时还当不了兵进不了厂。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多少给农村青年带来了一点希望，毫无准备的我输了第一场考试。1978年的高考到底考不考呢？说实话，我对自己也是信心不足的，因为我的数学太差，我甚至怀疑我会考零分，能上大学？我的其他功课到底怎样？也不完全有底。小学我上了五年半，上的是本村小学，师资应该还可以，特别是四年级以后的班主任李万生，因为收听“敌台”被发配到村小，属于监管对象，但业务能力很强，也很尽职，我常常因为影响别人而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也常常因为各门功课出色被老师表扬，我隐隐觉得老师还是喜欢我的，所以经常被罚也并不记恨老师。而进入永阳初中，竟然没碰到一个象样的老师，语、数、外、理化老师无一例外是代课老师，许多课程连老师自己都弄不懂，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那个朱姓数学老师，父亲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业务不精，因着这个关系便作了我们的老师，人又软弱，每每上课班上都是乱烘烘的，大家都不懂啊，只有捣乱，板书时给他一粉笔，推开教室门畚箕就倒扣下来。如此情形，这个老师竟然也能应付过去，每次考试，出一般题目大家做不出，老师就照课本上的例题出，大家还做不出，老师就装做上厕所什么的，离开教室一段时间，估摸着大家抄得差不多了再回教室，结果大家的成绩都是100分，其实大家压根就不懂。初一初二的数学就在乱哄哄闹纷纷中结束，这个朱老师30多岁后因为精神分裂过早离世了，不知跟在学校受到刺激有没有关系，如有，真是害了学生也害了他本人。缺少初一初二的数学基础，高中数学根本就是云里雾里听不懂了，记得整个高中数学课我都是在看各类小说，数学老师管不了也不管，什么《西游记》、《水浒传》、《林海雪原》、《苦菜花》、《晋阳秋》等等弄得滚瓜烂熟，语文成绩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在上海交大教书的舅舅见我窝在农村不是个事，带信让我去他家复习，1978年2月—5月差不多70多天的时间，我就在舅舅家闭门读书，舅舅见我的数学基础太差（他说我的数学水平初一都不到），让我放弃数学，说多背一条地理或历史题就行了。还给我找到了文革前上海中学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本，觅来了上海复旦中学的高考复习资料，每晚都学到半夜，回启东后也差不多天天学到半夜时分，我觉得当年的这五个月时间似乎比我过去的小学、中学10年时间读的还要多。1978年的五门功课我的高考成绩是339分（百分制），除数学以外，四门功课平均82分，均列全公社（共有500多个考生）第一，但数学只有11分，大大拉了我的后退，我以一分之差没上到我想上的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当年10月进入扬州师院南通分院（后改为南通师专）中文系学习， 从此我从身份上告别了农村，成了百里挑一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我想当年的高考对我的一生意义十分重大。
大学里毕竟不同了，真是幸运，我所在的中文781班竟然汇集了本校多名书法尖子！书法爱好者竟然有十七、八位！每到中午大家都齐刷刷地集中在教室写大字，满教室飘着墨香啊。每年5月，我们班都举办一场书法展（这在全校仅此一例），坦白一下，外语系漂亮的才女也是因为看了本班的书法展览才注意起本人的，然后成了我的女友！
图书馆里有的是我想读的书。读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现代书法论文选》及《书法研究》等书籍刊物，才知道中国古代有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苏东坡等书法大家，才知道学习书法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古人学习，“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必须经过“观、临、养、悟、创”等几个阶段。因为读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受其推崇颜真卿楷书的影响，开始扎扎实实地从颜真卿的楷书入手。一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到启东农村中学当老师，我都在学颜真卿的楷书。
朦胧中，我觉得我的主攻方向应该是能抒发性情、才情的行草书，而要写好行草书必先打好楷书、隶书的底子，觉得学好楷书能掌握结构，使行草的点画更加干净利落；隶书能厚实根基，使今后的行草书更有力度、更加厚重古朴。多年的学书经历让我逐渐领悟到：飘逸潇洒的帖派书风如果没有坚硬的骨力来支撑，很容易走到轻浮艳媚的“俗”路上去，所以要碑帖相合，在面目妍美清雅的帖派行草书里，一定要用碑派“法书深刻”的涩厚行笔过程来压住阵脚，形成“帖面碑骨”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作品面目呈现出大方、大气、清雅刚正的气息。学楷书差不多化了我十一、二年的光阴，先是颜的《多宝塔》、《颜勤礼碑》后是北碑《张黑女碑》、唐楷《大唐王居士砖塔铭》、小楷《钟繇宣示表》、《魏晋写经》，其后，汉碑的雄浑淳厚又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又在汉碑《张迁碑》、《石门颂》、《礼器碑》、《西峡颂》 等上下了近十年功夫，还旁涉篆书，如石鼓文、袁安袁畅碑等等。
启东成陆时间短，人文方面几无积淀，上世纪80年代初，我周围可以说没一个正经八百研究书法的。当时永阳有位退休老师，历经坎坷，十分热爱书法，晚年住老年公寓，宿舍墙上贴着的条幅是：“我终身的事业是书法，我要为此奉献一生。”决心不错，相信也很用功，八、九十岁的人了，一辈子连省级书展都没有入选过，于是总是埋怨社会，说书法是权势的艺术，很难有平头百姓出头的日子。我觉得他的不成功主要还是他自己的责任，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就守着一本于右任书法集、一本星录小楷，取法单调不说，眼界也不免狭隘，虽说在启东应该说写得不错，然放眼全国，与书法史上经典作品比，薄弱单调无有新意，终难成正果。我可不能象他们那样，独学无师的我除了订阅书法类的报刊杂志外，常常去上海，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朵云轩，徐家汇的艺术书店是我每回必到的地方，从那里买回大量的书法美术图书（当时书画类出版物很少，只要与书画搭界的我几乎都买了下来），埋头自学起书法理论，因为我得搞明白，怎样学习书法才算正道，如何才能不走弯路。1986年起，我开始将所思所想整理成文，陆续在《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青少年书法》发表了一些文章 。1987年起陆陆续续有作品入选省书协主办的展览。1988年12月我加入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当年我学的是楷书、隶书，但入选省市级展览的作品却是行草书，回顾头来看，当时我的行书水准也不怎么样，但自以为不错。1994年4月，我趁出差机会找到了南京艺术学院黄敦老师，兴冲冲地将我的行书给他看，以为能得到几句好话，那知黄老师一句好话也没说，他说你们大老远从启东跑来，无益的好话就不说了，只讲些实话、于你有益的话吧。你的字还是师承不够，你看你的字线条绕来绕去象钢笔字有什么意思？学行草书一定要学到古人所难，无论外形无论点画都要学得逼真，要完全按照规矩来，线条要有难度。他建议从头学起，学二王可以从《唐怀仁集圣教序》、《智永真草千字文》入手，孙过庭的《书谱》也不错，可以作为行草书的入门范本。这些话当时听着有些难受，但回去后仔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从此改弦更张，留心学到古人所难，1994年至今，我学书的主要精力放在行草上，学王羲之、学米芾、学孙过庭，学颜真卿、学苏东坡，学董其昌，务求精到，务求逼真，直到今天，我还是在这几家上下功夫 。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书法家，学习古人是一件终身大事，清代王铎一日应酬一日临摹古人的做法看是笨拙呆板，其实最为经典，临摹水准的高低确实就决定了你创作水准的高低，我将继续这样学下去。
初学写字那会儿就觉得书法要写出境界来，光埋头写字还不解决问题，提高文化修养十分重要，我深深感到三年的中文专科学习，国学底子还十分薄弱。刚工作几年，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早晨六、七点就要起床看班（我是班主任），晚上夜办公到九点，只有晚上9点后才是我自己的时间，当年我几乎每晚都学习到半夜以后，半夜的农村中学万籁俱寂，只有我的办公室一灯如豆 （那时常常停电，办公室也点煤油灯），往往第二天洗脸时，能从鼻孔中抠出好多黑乎乎的东西。身居农村，没有电视电影可看，也没有其他娱乐，寂寞枯燥，乏味难耐，一些老师只好通过打牌、赌钱来度过无聊的岁月。当时，远在通州县城金沙中学的女友因为父母极力反对，不愿意到启东来，三年的恋情就此完结（失恋这个痛苦的事情，自然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的用功应该跟此有些关系）。好在我有书法相伴，有书籍相随 ，使我得于顺利度过在农村中学艰难寂寞的岁月，农村中学的四、五年间，单身而精力旺盛的我系统地学习了北大王力的四卷本《古代汉语》、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范文谰的六卷本《中国通史》，以群的《文学原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等等专著，为今后的深造打下了一点基础，博览群书也成了我一生的习惯。
学习书法绘画是一件十分吃力吃苦的事，既耗费时间、金钱无数又不一定能成功。笔墨纸砚、碑帖书籍开销以外，还须付出大量盘缠， 所谓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也。启东偏居一隅，小地方容易闭塞，走出去开眼界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与几位同好经常走出启东，多年来我先后几十次自费赴上海、南京、北京、山东、安徽、杭州等地参观 ，往往有好的展览，收拾行囊就走， 光上海博物馆我就去看了近30次，一看就是半天。不独看书法，也看全国美展甚至西方油画展览甚至古陶瓷展览，一听说哪里有什么名家展览，如齐白石、张大千、陆俨少、傅抱石、黄宾虹等人的画展，我一准去看。 此外。我还拜访了一些名家，请他们耳提面命，先后拜访过尉天池、言恭达、刘小晴等名家，眼界渐开。
有一段时间我对书画真伪的鉴定十分着迷，私心以为只要炼就一双火眼金晴，在艺术市场上摸爬滚打，大胆出手，就能靠艺术发财。上海、南京的春、冬季艺术品大拍我再忙也要去，在上海往往一住就是四、五天 。看大拍预展我看得很仔细，我得考究每件作品的真伪、艺术价值，值不值那个钱，一些瓷器、杂件尽量争取上手把玩，每每看到脚酸腿疼、身心俱疲。收藏字画需要眼力，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多读书自然是必须。上海福州路是一条著名的文化街，为了在书店里多看书，我便在那条路上找了只有30元一晚的黄浦区体育区招待所，一安顿行李便直奔书店，古籍书店、上海图书公司、上海书城、朵云轩的美术书法图书专柜是我多多流连的地方，一站就是二、三小时，一本本地翻看。遗憾的是一些价格昂贵的图书被锁在书橱中，我只能望橱兴叹。
怎样才能让我能随心所欲地看到那些名贵的图书？创办邮购书店的想法逐渐形成。办书店一方面能让我读遍国内权威出版社所有的已出版的大型书画文博图书；另一方面，图书售出即可小获其利，何乐而不为？为此，2002年起我在几个弟兄的担保下，贷款5万元在网上开办了“博文堂邮购书店”。 昔日难得一见的昂贵的书画瓷器大书 如《陆俨少全集》、《傅抱石全集》、《中国历代艺术》、《齐白石全集》、《八大山人全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特集》、《清宫散佚国宝特集》、《中国陶瓷全集》、《法书至尊》、《书画经典》、《中国绘画全集》等等就成了我案头常翻的图书。 当然，刚开始办书店，没有客户，书进得也不便宜，6、7万元的图书进在家中，一时出不去，既占地方，又不能及时还贷，很有压力，没办法，只好利用周末赴南通、上海的文庙摆摊卖书，自己既是搬运工，又是营业员，常常弄得汗流浃背、蓬头垢面，才收回了部分投资（看我在那里撂书摊，南通的一些老同学和书友还以为我丢了工作穷困潦倒若此！），2003年起我学会了电脑，并开始在网上售书，诚信与低价换来了一批客户，书店生意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规。
网上开书店无须交纳房租，也无须支付人员工资、广告等费用，不用担心亏本，生意有无也无所谓，可以说“心无挂碍” 。几年下来，读遍海内书画文博大书的愿望基本得以实现。但以此赚大钱的雄心却成了“颠倒梦想”，是啊，艺术市场光有眼力还不行，还得有资本。2000年朵云轩春拍时，眼睁睁地看着林风眠的四尺整张代表作只有32万，陆俨少的著录代表作只有12万，被别人轻松拍去，知道这些巨作升值无限，我也只有看着别人将宝物收入囊中的份，待几年后再在拍场见到这些作品时，这些作品起拍价后面已加了个0字。大财没有发，但每年数万元的收益也足够我的笔墨纸砚及旅游开销，十年来对书画及市场的关注，让我倒是留下了几篇稍有分量的有关艺术市场、作品鉴定的文章，如《漫说字画的帮手-------题跋》、《沪上春拍印象》、《郑板桥书法辩伪》、《谈当代中青年书画家作品收藏》等。其中，2000年关于上海春拍的一篇数千字的评论，《荣宝斋》杂志、《人民日报市场报》、《书法导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商报-----收藏版》等6、7家报刊竟然同时刊发。当然，对书画、古代瓷器、杂项、家具的眼光已“非复吴下阿蒙”矣！
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 因为热爱中国书画，我自觉地参与书法的普及工作。1985年我县成立书法协会，我是首批5名理事之一，1987年1月我从教育岗位调到县广播电台任编辑记者（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时任县广播电视局领导的洪建陶、蒋秀明，是他们将我从农村调入市区，如果一直在农村，我可能最终因为没有精力，而放弃书法）。1989年书协改选我出任秘书长，其实当年启东书协的几位理事长都于书法不太在行（理事长是工人文化宫的主任，有时高兴写些毛体字），有关普及与提高方面的工作其实就落在我一人身上。1988年夏我与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书法培训班，并请来了篆刻家丘石主讲篆刻，培养了我市第一批书法爱好者。以后几乎年年夏天举办书法培训班，学员除中小学学生外尚有一些成年人，使书法本来一片空白的启东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1996年我当选为启东市书协主席（2001年、2006年我连任启东市书协主席）活动就更为频繁， 展览、笔会、座谈、组织外出参观等等，每年都有几次活动，每年都有一、二个大型展览，这些展赛都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使一批青年书法爱好者脱颖而出。
基于研究、收藏、开阔眼界、弘扬书画艺术、结交名流等多方考虑，2005年2月，经过我的多方努力，书协与启东华康房地产公司联合举办了《启吾东疆------管峻、陈海良、李双阳书画邀请展》，展览极为成功，管峻、陈海良、李双阳这三位青年才俊亲临启东，他们精湛的书艺引起轰动，不但本市的书法爱好者悉数到场，也吸引了南通数十位中青年书法家前来观展、祝贺，影响深远。2007年5月12、13日，在我的主持策划下，启东市书协与南通瑞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又成功举办了《启吾东疆------第二回书法名家邀请展》，为我省闻名全国的刘灿铭、朱敏、薛龙春、张东明、王卫军等五人举办了展览，中国书协副主席、江苏省书协副主席言恭达为这次展览题写了展标。这一展览由于名家众多，策划精心，也引起了轰动，观展人数达数百人，再通过网络及纸质媒体的广泛宣传，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
施惠新（右一）与青年才俊朱敏、薛龙春、张东明、王卫军等在吕四海边合影。
与这些国内顶尖的书法家有了几天的亲密接触，我个人的收获确实不少：一是过去我每天都挤出一小时用以写字，二十年如一日，自以为挺勤奋。但这些名家每天的笔墨操练竟然达7--8个小时！他们说没有量的保证，很难有艺术造诣的突飞猛进（这时我才明白李双阳、陈海良何以才35岁左右就有超迈古人的水准）。我于是在书法训练量上有了成倍的增加。二是，真草隶篆各体都必须全面攻习，都必须学到家，如管峻、海良等不但隶书、行草书一流，就是楷书也不让古人，只有各体都通透了才有艺术上的融会贯通。三是书画兼修，笔墨互补做个通才（我准备在尽快退休后兼修国画）。
有时我感觉自己挺笨的，书画古玩文章以外基本不懂。说实话我挺佩服我的一些同学、同事，他们吃喝玩乐样样在行，象棋、麻将、牌类无一不精，官又做得好，钱财自不必说，生活得十分滋润。只是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太耗费时间，棋牌麻将就不说了，天天鏖战到半夜，咱没这个精力，所以索性不学了。 就是做官，身在官场身不由己，无穷无尽又无聊的会议、应酬等缠着你，做了个芝麻绿豆小官，总要装装样子，每天整时上下班，枯燥乏味地坐在办公室，从上级文件看到各级报纸，从强国网一直看到色情网，实在痛苦万分；再说，官场险恶不是我等草民所想象的。有一阵我还真做了几年的中层干部，碰到了修养很好，令人起敬的清官，也碰到了满口“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但实际无时无刻想着钱财的贪官，什么事经过他的手，必定要榨出油水来，否则休想顺利过关，读书时对形容贪官“雁过拔毛”、“燕口夺泥 ”、“鸬鹚腿里剥肉”、“佛面刮金”等几个词似懂非懂，这时候才完全明白。有趣的是清官往往还真有本事，想是能真正静心读书的缘故，而贪官往往狗屁不通，想是精力主要放在钻营拍马屁、蝇营狗苟上，放在处心积虑如何伪装上的缘故。与清官相处很简单，但与贪官却难以相处，一方面你得极力讨好他，有什么好处、油水首先想着他，这还好操作些；另一方面，他自己狗屁不通，但偏偏自我感觉良好，将你的好好的文章也改得狗屁不通，天长日久，难以忍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郑板桥不愿在水准远低于自己的上司面前低三下四，遂挂靴而去，我想读书人大抵如此。
我从内心深处佩服又做生意又当官，书画篆刻又搞得不错的哥们，他们咋那么有才！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有人偏就兼得！
现在，平头百姓的我做完公事就可以躲到一旁写我的字去了，没本事兼得，只好放弃一些其他。
说实话，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也是个真正的书呆子，巧言令色非我本色（有时太过直率难免伤人，在此一并致谦，脾气如此，心眼其实不坏，各位不要放在心上）。对待新闻，我一直觉得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追求客观公正，不畏强权敢说真话，必须努力为社会的进步，为民主与科学、为人文与生存环境的不断改善作出努力；对待学生我倾囊而出，毫无保留，并为学生的点滴进步而兴奋不已；对待艺术，我也觉得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具有技术含量的艺术，而不是空挂羊头，欺世盗名，靠吹牛拍马混个虚名。但现实生活中，我等不开窍者时有碰壁而反其道而行之者往往得意。我时时怀疑我是否错了？但不管怎么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相信总有识者。
近年深感时光匆匆、朝华易逝，而我的许多人生目标尚未实现，过去艺术上放的时间不多，致使进步不快。2005年起决心只争朝夕，差不多每天放在写字的时间不少于3小时，有时上午写了，下午继续写，晚上6点半至8点半更是雷打不动，推了所有应酬，潜心艺事，自古圣贤皆寂寞，我非圣贤，但我在尽力而为。
感谢市广播电视局主要领导历年来对我这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有着非同寻常的宽容（随着办公条件的改善，本单位还特地给我辟出一间书画室，工作完成后我即可投入书画操练、创作）。
但愿皇天不负有心人能让我得享天年并有所成就。
